孔子家语卷一

2014-01-10 11:26:23  作者:kongfx  浏览次数:1184   字体大小:[] [] []

(一)关于“安乐死”的不同观点及理由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这是自由 主义者的主张,集体主义者即使赞同安乐死,一般也只主张消极安乐死。他们认为,个人生 命是人类集体生命的组成部分,前者应服从于后者,个人是否可以实行安乐死要看对集体利 益是否合适。)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 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  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 能 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 ,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安乐死中对于生命和生命权的争论,首先是在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客观地说,人 是生物人和社会人的综合体,前一种理解使人类跨越种族民族差异而具有普遍的共性,后一 种理解则使人类真正的有别于其他动物。赞同安乐死的人一般都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及其社 会意义上的生存,往往以生命的质量来评判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而多数反对安乐死的 人则更注重从人的共性上来看待生命的意义,再大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甚至是丧失了意识 ,都并不能降低其作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就象密尔说的那样,即使是痛苦的苏格拉底 也比最快乐的猪幸福。  如何看待这个分歧?赞同论者认为尊严的死比痛苦的生存更有价值。在这里,尊严成为了一 个标准,但问题是:什么是尊严?绝症患者临终前的痛苦不堪,往往包括肉体和精神两方面 的折磨。感觉到肉体上的痛苦如肢体残缺、组织疼痛等,这些只是医学上的事实,是否能构 成尊严问题,却要因人而异。单纯的肉体痛苦必须经过个体的主观评价才能转化为尊严问题 。而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如弃儿、乞丐、流浪汉等也许同样感到尊严的丧失,他们是否 也会觉得生不如死?可见,不能断言尊严是死的理由。再来看看反对论者的意见。生命神圣的主张固然正确,但这一般不会妨害对一个人生命的 正当剥夺,如对杀人犯执行死刑通常都能被人们接受。但是,若社会和国家应当尊重并有义 务保护病弱者——我们应当如何保护?以谁的标准来保护?如果我们认为病人要求安乐死的主 张是一种不理智的决定,那我们又如何判定保障其痛苦的活着就一定是正确的理智呢?真理 从来都不是投票的结果,以多数人的价值观去替代少数人自己的判断并不总是明智的选择, 历史上的教训常常使人们对“民主的暴政”怀有深深的切肤之痛。(
(二)有关材料从生到死,是人类繁衍发展的自然规律。  到了20世纪,人类对于生与死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生活的提高,人们不仅强调生命的神圣,同时也提出了生命的“质量论”和 “价值论”,除了关注优生外,人们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自本世纪5 0年代以来,围绕安乐死这一焦点,许多国家的医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一直在争论。  安乐死,是当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濒死状态下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痛苦时,在其本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为方法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  人类个体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纵然好的治疗,死亡也是迟早的事,人有生的权利,也应该有平静地死的权利,生命诚然可贵,但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放弃无价值的治疗,选择安乐死,这种观念标志着人类对生与死的更理性的认识和选择,尊重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维护病人的尊严,理应是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体现。  如果每个人都能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度过美好的一生后,再舒适平静地离去,这岂不是美事?  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  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一放宽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 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似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1994年10月20日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百万市民通过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目睹了一位63岁的老人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目前,安乐死在荷兰很受公众的支持。80%以上的荷兰人赞成安乐死。  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 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6年4月24日,又裁定允许为53岁的珍妮特-约翰逊太太(已成为植物人4年多)实施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的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 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  以色列1998的也实行了首例经法院批准的安乐死,耶路撒冷一家医院的医生给一名49岁的身患绝症的男性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拥护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最后,澳大利亚其它一些洲的议员也在准备制定本洲的安乐死法。  美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包括医生在内的美国公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已占多数。1994年,世界许多媒体都报导了美国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在儿女们轻唱的平安歌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的“诗意死亡”。  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  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原某部行政司司长、现任中国医院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番教授和现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进步研究所所长的杂文作家孙士杰二人,除了在各种媒体上撰文支持安乐死外,还准备发起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这些安乐死的倡导者认为,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患了不治之症,身上插满了管子,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而生存的希望又很渺茫,他们需要家人陪伴,这既影响了家人的工作,也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经济负担,严重降低了全家人的生活质量。他们还认为,把有限的公费医疗资源支付给身患绝症、已没有治疗价值的病人,而中国很多贫困地区却缺医少药,常有年轻人或儿童因小病得不到良好治疗而死亡或残疾,这无疑是医疗保健资源分配不合理的表现,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老年病人已经病入膏盲,纵扁鹊在世也无力回天,那么,如果其本人或家属提出安乐死,就应该让他们没有痛苦地、安详满足地回归大自然,从而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节省下来用在有治愈希望的病人身上。  1996年,来自17个省市的伦理学界、医学界、法学界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 “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他们在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一些代表认为就此产法已迫在眉睫。  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很赞成安乐死。1996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多位医学界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97 年1月22日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中播出了讨论会的录音。节目播出后,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很赞成,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立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1992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划上句号。1991年5月17日,河北省汉中市人民法院对蒲连升、王明成安乐死杀人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依法宣告蒲、王两被告人无罪。法院认定,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王的母亲)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而起诉人则认为,蒲、王两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因而依法提起抗诉。1992年6 月25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宣告蒲、王两被告人无罪。至此,我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从1986年 7月3日立案,经过了6年的漫长审理后终于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  日前,在上海等一些城市,有些人正在悄悄地施行“安乐死”,过程是:首先由患者提出要求,立下遗书:“本人系无法忍受病痛而死,与旁人一概无关,口说无凭,立此有照。”然后经家属同意,由医生悄悄地进行。前不久,武汉市有位医生突然发现自己患了癌症,并且已是晚期,在剧痛难忍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安乐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非常注重道德的国家,长期以来对人的生命非常尊重,因此,倡导安乐死的人们试图把安乐死与尊重生命统一起来。作家孙士杰说:....(安乐死)与我们尊老敬老、尊重人的价值的观念区别并不太大,这只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在病人身患不治之症的情况下,让他能够平静地死去,这不是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是不尊重人的价值,而恰恰是对待死亡的一种科学的、明确的态度。”生命伦理学家张琚说:“安乐死每天或者说几乎每时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着,目前这种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张先生指的是消极安乐死,即放弃给绝症病人治疗,让其尽早结束痛苦,离开人世。这种情况,在医疗实践中有很多。上海某大医院调查统计了3年中危重病人的死亡情况发现在内、外、妇科563位死亡病人中,有28%是因为不愿意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其本人或家属主动要求放弃治疗而死亡的。在一些大城市进行的有关调查显示,采取消极安乐死手段死亡的人数约占死亡总人数的20%左右。这种形式的安乐死已是医界的常规手段,并没遭到反对。  人类文明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门槛边,新与旧、生与死的冲突一天天尖锐起来。在今日之中国,就安乐死而言,我们佩服倡导者的睿智,也赞赏伦理学家的开明,更支持法院的大胆判决,同时,我们也赞赏实践者的勇气。

三、关于“影视暴力”    (一)影视暴力影响孩子的为人网络上的不当信息包括各种不良网站,藉由电子邮件转寄的不良信件,以及在聊天室所谈论的不当话题。这些不当信息可分为黄色色情、红色暴力、黑色恐怖、灰色思想四类。黄色色情包含了儿童色情、成人色情、偷窥图、援助交际、一夜情等,这些错误的性知识不仅会影响健康两性关系的发展,更布满着交友陷阱,孩子稍不注意,就可能成为受害者。 ?  红色暴力指的是性暴力、强暴、枪枝等暴力教学,容易导致孩子加以模仿、学习,如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黑色恐怖则会传达死亡车祸、灵异照片等讯息,这类过分迷信、惊恐画面,则会造成孩子心里的负担。灰色思想最著名的就是曾轰动一时的完全自杀手册,此种偏激、不健康的人生观,会在孩子的心灵中留下阴影;这些负面的信息,更会一点一滴地残害我们的孩子。 为了还给孩子一个清净的网际空间,建议家长们一起来努力,学习如何上网,陪孩子一同开拓网络的视野,让网络成为家庭教育的工具,进一步关心孩子的上网时间与作息,让他们不会迷失在虚拟的幻象中,使计算机与生活结合为一体,掌握正确而完整的学习方向,进而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 ?   除了家长的从旁指导外,我们还可以使用过滤软件、分级软件来限制网络不当信息的搜寻,并且要求业者自律,日前Seednet已经推出了儿童拨接帐号的方案,行政院也表示将在二○○三年完成网络内容分级制的实施,虽说如此,但目前真正在关心网络问题的力量仍嫌不足,她希望有更多人来注意与关切,一起监督网络、检举不当网站,杜绝色情与暴力的泛滥,让畅游干净的网络空间不再是幻想!马加爵由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老师印象中的“好学生”如何蜕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者?从其个人电脑上不难发现:在互联网上形形色色不良内容的诱导下逐渐形成了其魔鬼性格! 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很容易被到忽视,来自学业、生活、经济、感情、就业方面的巨大压力让年轻人无所适从,一但对现实生活的无望,就会沉溺于网络,在网络社会寻找精神鸦片,以带来的暂时超脱、愉快和满足。网络游戏中角色无不是相互残杀、网络论坛中也都是些淫词浪语。网络文化正在潜移默化我们的年轻人的心理:他们认为这些野蛮无礼的行为并无大碍,对周遭事物缺乏基本的容忍力,在遇到并不大挫折时或矛盾时,习惯性的采取与网络中类似的极端不理性的行为方式,难以区分网络的虚幻和现实生活的不同之处。??? 网络色情、恐怖暴力影视内容往往标榜自己属于成人内容,只适合成年人阅读,不适合18岁以下的人阅读!人们常常以为这些东西对成人心理并无不良影响,不过是一些娱乐罢了,但是从马加爵的案件看来,网络色情、恐怖影视、暴力游戏确实会对大学生这样的成年群体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马加爵案中被毁灭的几个年轻的生命(包括其本人)实际上成为了这些恶劣网络文化的祭品。?? 网络游戏本无可厚非,健康的游戏有益于心智的发展,但如今的网络游戏充斥着战争和杀戮情景,参与者在虚拟世界中使用暴力相互攻击,对心理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家美国的游戏公司甚至计划要推出以谋杀为主题的犯罪游戏,游戏参与者在其中扮演罪犯的角色。网络游戏虽然属于高利润的增长行业,但其负面效应应该加以控制,必须引起社会的重视。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行为模式的精神病学家杰夫里·约翰逊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了一项长达17年之久的研究项目:对受试者看电视的时间进行详细的统计。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份研究报告。研究发现,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如果超过1小时,其成年后产生暴力倾向的可能性将增加1倍。  杰夫里领导的研究小组对707名儿童(绝大部分是白人)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刚开始时,受试者还只有1~10岁。在17年当中,这些儿童一直在接受各种测试和调查。研究人员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和详细的统计发现,年龄在14岁左右的少年儿童如果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在1小时以内,当他们长到16岁时,有5.7%的人有过激行为;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在1~3小时的上升为28.8%。研究人员还对平均年龄为14岁左右的男孩子和女孩分别进行了统计。对于男孩子来说,平均每天看电视不超过1小时的,成年后只有8.9%的人会有过激行为;每天看电视在1~3小时的,成年后有32.5%的人会发生过激行为;而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的人发生过激行为者占45.2%。对于女孩子来说,发生过激行为的比例分别为2.3%、11.8%和12.7%。此外,童年时期存在被忽视、家庭收入低、父母离异等问题的孩子,往往比正常的孩子更喜欢借助电视来消除烦恼。所以,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更长一些。  杰夫里指出,60%的电视节目都带有暴力内容。美国心理协会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平均每小时的电视节目中就有3~5个暴力镜头,这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有所区别,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影响尤为明显。  研究人员认为,儿童长期在电视上看到大量的暴力场面会渐渐感到麻木,习以为常。不仅是电视的暴力内容会使青少年产生暴力倾向,长期沉迷于电视还会影响儿童的交往能力,以至于当他们与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能妥善处理。他们不知道除了大打出手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尽管我国的电视节目内容与美国不同,但是家长仍要设法把孩子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限制在1小时以内,同时对儿童看电视的内容要有所干预,不能听之任之。
(二)电视暴力危害久远: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管他们在儿童时期表现如何,如果他们小时候看过许多带暴力的电视节目,那么他们长大后更容易做出侵略性举动,包括虐待配偶、恶意进攻等。   虽然研究结果并不令人吃惊,但有关专家认为这项研究仍然很重要,因为研究对象有几百人,更具说服力,同时研究显示电视暴力对男女的影响是一样的。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心理学家罗韦尔·休斯曼和他的同事前后对研究对象在6至9岁和20岁出头时候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结果发表在《发展心理学》杂志的3月号上。   休斯曼说,电视暴力会使不谙世事的孩子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进攻性行为是适当的,尤其是具有超凡魅力的英雄们。在电视暴力影响下,很普通的厌恶情绪可能转化为暴力行为。   此前有人认为,好斗的孩子喜欢看暴力电视节目,并将此归咎于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智力以及他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新的分析研究反驳了这类观点。因此,休斯曼建议家长们尽量限制孩子观看含暴力的电视和电影。此次研究的对象是329名成人。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接受过研究人员的调查。当时,研究人员让参加实验的孩子从在相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非常流行的80个节目中挑选自己喜爱的8个。结果这329人挑选的都是被界定为暴力影视片的节目,研究人员还记录了他们观看这些节目的频率。   现在他们已经长成了青年,拥有配偶、朋友。研究人员再次对他们做了调查研究,检查他们的恶行记录。   这些研究对象中有20%的男性,在当年的调查中被认为是最常看暴力节目的。接受再                                                                                                                                                                ***[JimiSoft: Unregistered Software ONLY Convert Part Of File! Read Help To Know How To Register.]***                                                                                                                                                                力。 ??? 说法不同,是因为人们对暴力的理解不同。有的人认为只有杀人流血才是暴力,那么电视中的暴力就少得多。有的人则认为,暴力就是以某种言语或行为使人屈服,无论是否有伤亡。这样口语威胁、物品损毁都属暴力行为,电视中的暴力就相对增多了。 ??? 6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对电视暴力进行了界定。在传播学家格伯纳的经典研究《暴力与媒介》中,电视暴力被定义为"有意伤害或杀害的公然武力表现"。这个定义较严格,没有包括口语威胁等内容,只限制在"有意"和"武力"的范围,即:只要是有意采用武力手段去伤害人,就是暴力。以这个定义来测量美国1967年和1968年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结果表明:大约80%以上的节目包含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暴力事件。研究者进一步将娱乐节目分为三类:犯罪/西部/冒险节目;喜剧;和卡通,测量后发现:犯罪型节目是包含暴力最多的节目,达96.6%。卡通的暴力内容比例也相当高,为93.5%,即发生一次或一次以上暴力事件的卡通片占所有卡通片的93.5%。喜剧则包含较少的暴力,但也达66.3%。由此可见,卡通并不因是儿童节目而成为世外桃园,儿童不仅从成人节目里,也从儿童节目里看到了暴力。如果一个节目里包含多个暴力事件,研究者通常称之为暴力节目。至于"多个"是多少,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 以格伯纳的暴力定义作为标准,我们看到:国产影视作品中的侦探片、武打片、战争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新七侠五义》等有较多的暴力事件,是典型的暴力节目。儿童节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动画片。国产动画片如《小龙人》、《黑猫警长》等含有暴力行为。同时,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进口电视节目。《变形金刚》、《圣斗士》、《勇敢的公主希瑞》、《魔神坛斗士》、《百变雄师》、《巨型恐龙》、《火星鼠》等,科幻片如《超人》、《女超人》等均属暴力节目。 ??? 看来我们虽然不专门为少年儿童制作暴力节目,但在电视中,包括儿童节目中,仍有大量的暴力内容。 ??? ◆暴力内容的可能影响 ??? 5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检查了青少年看电视暴力节目的时间与他们侵犯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长期持续收看电视暴力节目可能会引发或强化儿童、青少年的侵犯性行为。 ??? 研究者解释说,至少有三个原因会导致儿童和青少年的侵犯性行为:第一,电视暴力节目会让观众产生世界充满暴力的感觉。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接触暴力节目多的人比接触少的人更容易觉得暴力行为在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危险,人们多半自私自利,不可信任。这种感觉或想法,将促使大众容忍暴力,并认为暴力是无法控制的,而为了生存或解决问题人们必须使用暴力。第二,在电视里,暴力行为很少受到惩罚,相反倒是男子汉的英雄表现。第三,暴力是解决冲突及达到个人目标的有效方法,而其它解决冲突的方法如妥协、辩论、和解等常常是无效的。在这些情况下,儿童更容易模仿电视暴力行为来解决生活中的冲突。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长期观看暴力节目后产生的错觉。 ??? ◆减少暴力节目的不良影响 ??? 让孩子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将有效地减少暴力节目对他们的不良影响。要告诉孩子: ??? 第一,社会暴力并不像电视上表现得那么普遍。电视上的暴力之所以多是因为电视要增加节目的刺激性。现实社会中,法律、社会道德将惩罚和谴责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控制的。 ??? 第二,社会中发生的暴力行为通常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社会不会认为暴力是男子汉的英雄表现,相反倒是一种野蛮的表现,是一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比如,在电视世界里,你要一件东西,别人不给你,你可能一打他就得到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你一打他,就可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和道德谴责。 ??? 第三,暴力不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使用暴力解决冲突常常导致对冲突双方的严重伤害。 ??? 家长要关注孩子是否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看了较多的暴力,如果是的话,就要与他们讨论现实世界与电视世界的区别。 ??? ◆谁更容易受暴力节目的影响 ??? 并不是所有的儿童看暴力节目都会产生侵犯性行为。许多研究说明,对不同的儿童,电视暴力节目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儿童不喜欢看暴力节目,有的儿童将暴力节目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娱乐,但并不相信它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有的儿童则盲目崇尚暴力节目中的英雄,另外一些儿童将看暴力节目看作是一种精神寄托,他们的生活需要"暴力"的刺激,否则就会感到压抑。一般来说,前两种儿童很少受暴力节目的不良影响,但后两种儿童则倾向于认同媒介中的暴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侵犯性行为,如与教师顶撞,与父母频繁发生冲突,或与伙伴打架等。严重的可能会进行暴力犯罪。 ??? 研究者特别指出: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太成功的儿童,更容易受到电视暴力的暗示。有些儿童或青少年的犯罪案例说明,这些儿童或青少年常常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缺损的,比如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学习成绩不佳、家庭破裂、与父母关系紧张、没有同龄朋友等,在一定情境下,他们更容易模仿暴力行为。所以,对这样一些孩子,家长、教师要格外关心,经常提供帮助,以避免他们受到电视暴力的心理伤害。 
14岁男孩杀人不眨眼 法官认为影视暴力戕害未成年人本报北京一名11岁的女孩死在一名14岁的男孩手上,只因这个女孩曾劝自己的哥哥少与他来往。日前,这名14岁的凶手冯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今年7月29日下午,冯某路过何家时,看到只有女孩何某一人在家。想到自己每次来何家,何某经常和他吵架,还叫她哥哥不要和他来往,何某的父母也曾找自己的家长告状,使 他挨了骂。冯某一直想寻机报复。他敲门进入何家,趁何某不备,从厨房取出菜刀猛扎何某的背部,又从院内取来铁锹、啤酒瓶砸她的头,接着用电线勒何某的颈部,使其窒息,最终何某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杀人后,冯某并没有急于逃离何家,而是不慌不忙地伪造了抢劫现场,随后用何家的淋浴冲掉溅到身上的鲜血,又换上何某哥哥的裤子,才翻墙逃跑。   冯某在法庭上交代说,其杀人手段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认为,冯某无视国法,故意杀人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其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本应酌情从重处罚,但因其犯罪时年仅14岁,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   审理此案的翟法官认为,许多未成年人拜影视为师,从中学会作案手段,并动辄以暴力解决问题。影视媒介大量充斥的暴力镜头对未成年人行为模式产生的恶劣影响,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动物权利何以可能?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华中理工大学 生命伦理学教授一、前言现在是谈论动物权利的时候了。有一种说法是,现在人的权利还顾不过来,哪有时间维护动物的权利?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说它“似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上可能会有不协调之处。然而说这种说法的“非”,是因为它会取消任何维护权利的工作。因为如果它在原则上成立,人们就会问:“现在男人的权利还顾不过来,哪有时间维护妇女的权利?”“现在多数民族的权利还顾不过来,哪有时间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现在异性恋者的权利还顾不过来,哪有时间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为了维护某一部分人(即使多数人)的权利,而排斥其他人的权利,就会在实际上取消维护权利的工作。同理,不能因为要维护人的权利,而排斥维护动物的权利。事实可能恰恰相反,维护动物权利将会促进对人的权利的维护。  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来谈论和维护动物权利。这些条件有:公众保护环境、保护动物意识的觉醒,对虐待和残害动物的罪行的揭露,保护动物的实践经验,权利意识的增强,小康生活的逐步实现等。“自然之友”会员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和其他公众和某些媒体一起对虐待动物事件进行了揭露,以不屈不挠的实际行动保护动物,起了重要作用。而今年10月初将在合肥举行的保护动物的全国会议,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作为开端,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开放的讨论,考虑这个过去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是人类行动的社会规范,也是对自由的道德限制。我们对其他人和由人构成的社会的行动需要按照规范行事,难道对动物对生态就可以不要规范,为所欲为?在历史上,即使说非人动物是自动机,不能感觉痛苦和欢乐的笛卡儿,对待他的狗非常人道。  动物权利问题与动物解放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动物权利是认知、理念、理论问题,动物解放是运动、实践问题。动物权利是动物解放的理论基础。动物解放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它是种种解放运动一部分,所谓“种种解放运动”是指摆脱对种族、性别、性指向、物种的偏见和歧视。与所有解放运动一样,动物解放运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比任何解放运动更难、更长的运动。? 二、动物权利何以可能?    权利是合理(伦理)、合法的要求。不是人的所有要求都能成为权利。合法的要求是法律上有规定的,也称法律权利。合理(伦理)的要求是指这种要求有令人信服的伦理学根据或理由,在伦理学上能够得到辩护,即可援引伦理学理论或原则来论证的。这些要求就是伦理权利或道德权利。大多数法律权利也就是伦理权利,但也可能有一些法律权利在伦理学上得不到辩护,相反一些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的权利在法律上却没有规定。一旦某个要求能够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对人们的判断具有一种强制性作用,以致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伦理学理论或原则所支持的要求构成真正的权利。当我们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时,就是说这个人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的要求在伦理学上有充分根据、有充分理由,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具有生存的权利。但如果这个人进而要求通过剥夺他人而过奢侈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说他的要求没有根据、没有理由,因而这种要求不能构成权利。同理,一个人病了,他要求诊治,这是有根据、有理由的要求,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诊治的要求是他的一种权利。但他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和理由要求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对他进行治疗。当某一要求构成权利时,它就具有一种道义的力量,使人们感到不得不尊重它,如果发生侵犯权利的事,人们一般会感到良心的责备,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作为权利的要求,与恳求、请求、祈求不同,享有权利也与接受别人的礼物、帮助、怜悯、恩赐、慈善行为不同。作为权利的要求有三个要素:    (1) 权利主体,即谁拥有这个权利?谁有这个要求?如我们讨论病人权利,权利主体是病人;讨论动物权利,那么权利的主体就是动物。    (2) 权利的直接客体,即要求什么?所要求的可以是物质资料,可以是服务,也可以是简单的“甭管我”。(3) 权利的间接客体,即对谁提出要求?这可能是其他的人,也可能是单位、国家。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权利是一种关系。权利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某种东西的一种道义力量。说一个人享有某种权利,那是说其他人不应该妨碍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或不应该拒绝提供他所要的物质资料或他需要的服务。因此一个人的权利,就是别人对他应尽的义务。也就是,权利与义务是相关的。  第二,权利是有强烈的理由拥有、做或得到对人类生命相当重要的东西。因此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就必须享有一定的权利,而别人也必须尊重他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权利,实际上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权利。  我们谈论动物权利时,就是将动物视为权利主体。这个权利主体是比人类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更为脆弱的个体和群体。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脆弱是指他(她或它)或他们(她们或它们)自身没有能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它们更应该有合理和合法的权利,要求人类善待它们,向它们提供物品或服务。反之,人类有义务善待动物,向它们提供生存必须的物品或服务。对动物是权利的,对人类就是义务。动物有没有权利?人类对动物有没有义务?  动物有权利吗?人类对动物有义务吗?  1792年Mary Wollsronecraft发表《为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时,剑桥哲学家Thomas Taylor匿名发表了《为畜生的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Brutes),加以讽刺。他说,如果她的论证应用于妇女可以成立,那么为什么不适用于猫、狗、马?Taylor的逻辑是:因为说畜生有权利是错误的,因此说妇女有权利也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可以倒过来说:如今妇女权利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严肃对待,动物权利问题也应该严肃对待。  对动物是否有权利或人类对动物是否有义务的问题有如下一些回答:  回答一:动物没有权利或人类对动物没有义务。  神学理由:Despotism(专制论)说自然和动物都是上帝为人创造,为了给人提供衣食来源。除了人,任何东西本身都没有价值,自然世界具有的价值取决于多大程度上为人的利益服务。人的利益是一切东西的尺度,至少是一切东西价值的尺度。人类对动物没有义务。  儒家理由: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贵在哪里?因为人有理性或/和有德性。妇女有理性,能对投票作出理性决定,因此她们应有选举权。但狗不理解选举的意义,因此它们没有选举权。因此男女平等不能用于非人动物。不少生命伦理学家在论证人权时首先定义人是有理性或/和德性,因此人有人权,动物没有动物权。  反论证:(1)混淆了人的概念与人的伦理地位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熊猫不是人,它的道德地位现在高于猿,可能也高于人。(2)混淆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与伦理地位上的不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实际差异问题,而伦理地位是应该如何被对待、有没有平等权利的问题。人与非人确有不同,但这种不同导致各方拥有权利的不同,而不会成为平等基本原则推广于非人动物的障碍。例如男女有别,男女权利也不同,男人没有流产权利。由于男人不能流产,谈论男人的流产权利是无意义的。猪不能投票,谈论猪的选举权利也是无意义的。(3)混淆了科学问题与伦理问题。体质、智力、行为的差异与种族或性别无关。体质、智力、行为的差异是基因决定还是环境决定是科学问题,即使有证据证明基因决定,也不能推出体质、智力、行为差的人伦理地位差,相应的权利少,像某些优生倡导者认为的那样。   价值论理由:动物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外在价值,人有内在价值,因为人有理性、德性等。但植物人、脑死人、德国纳粹、日本战犯等有同样的理性、德性或内在价值吗?象、猪、黑猩猩等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吗?。为人类内在价值辩护需要提到唯有人才有的能力或特征。可是一提到这些特征或能力,就会发现一些人不具备这些特征或能力。甚至会发现有些人的理性或德性可能比一些动物更差。  回答二:人对动物有间接义务。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给予人他们理应得到的,道德上更好(更完善)的人应该比不那么好的人得到更多的善待。动物没有推理能力。“能力差者”应该为“能力高者”的利益服务,非人动物的存在就是为了推进人类的利益。其他动物为人而存在。非人动物除了为人的利益服务没有其他目的。但不能毫无理由肆意施暴于非人动物。不仅动物为更加完善的人而存在,女人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为人制订的标准。“男人天生优,女人天生劣。”“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被统治;这个原则必然推及全人类。”缺乏通过推理掌握真理的能力的男女,“天生就是奴隶。”他说,奴隶和驯养动物的用处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用他们身体服务于人的生活需要。具有理性、德性的人有权利用缺乏理性、德性的人或动物。  亚里士多德混淆了两件事:肯定更为完善的人理应得到更多利益是一回事,而主张不那么完善的人仅为更具德性的人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对女人、奴隶、非人动物的剥削的辩护是不能成立的。     阿奎那(1225-1274)在“论杀死生物和热爱非理性生物的义务”中说,上帝命令动植物生命为人不是为它们自己而存在。他在“理性生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区别”中说对动物残酷就会对其他人残酷,因此对动物有间接义务。  康德认为,人本身是目的,动物仅为达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通过对动物尽义务,间接对人尽了义务。一条狗长期向它主人忠诚服务,它理应得到奖励,当它太老不能服务时,主人应养它到死,不能把它杀了吃了。这种行动有助于我们对人尽义务。对动物残酷会对如何对待人起有害作用。他在“对动物的义务”中说,对动物残酷的人在处理与人关系时也苛刻。对动物感情温柔,就会发展对人类的仁慈感情。美国有人作过调查,孩子从小虐待动物,长大后容易发生不良暴力行为;而从小善待动物的孩子,长大后也会善待他人。莱布尼兹曾观察一条虫子,然后将它放在树叶上,以免因他的行动而使他受到伤害。在英格兰,屠夫和医生不参加陪审团,因为他们习惯于看到死亡,心肠硬,会影响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利用活的动物做实验,做活体解剖,他们的行动当然残酷,但他们的目的值得表扬,因为动物必然被视为人的工具。  契约论者霍布斯认为非人动物不能成为潜在订约人,因为它们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协商。因此对它们的保护依赖于对人类订约人有什么利益。宠物受到良好对待,并不是有权得到这样对待,而是不好好对待它们,有些人不高兴。因此人类对动物只有间接义务。这种理论有可能导致基于种族的歧视。设想大多数潜在订约人是白人,黑人是少数,又是文盲,看不懂书面合同内容,因而黑人不是潜在订约人,这样白人将黑人排除在协商契约以外,甚至将他们沦为奴隶也是合理的了。这种理论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同肤色的人上有基本错误,在应该如何对待不同物种的非人动物上也有同样的错误。 回答三:人对动物有直接义务。  神学论据:基督教的圣芳济教派是与具有强烈人类中心论的主流神学相对立的派别,对在保护环境和保护动物的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每年10月4日为国际保护动物日,这来自圣芳济教派的典故,在那一天他们走出寺院保护动物。他们认为人类被赋予在自然秩序内献爱心的任务,人类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有爱心的守卫者,自然和动物本身是善,人类对它们有直接义务。所有被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有独立于人类利益的价值,尤其是非人动物。动物与人是同一天创造的,在伊甸园时人不吃动物。上帝与洪水以后的诺亚订立盟约时将动物包括在内。因此,人类对动物有直接义务。  儒家论据:在儒家学说中也有强烈的人类中心论思想,孔子的中心概念“仁”虽然被解释为“爱人”(《论语》),但并不排斥将“仁”推广到动物。《孟子》中记载齐宣王因“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将一头为祭祀牺牲的牛换了一只羊。孟子批评他说:“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样何择焉?”孟子接着说:“…是乃仁术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 虽然孟子并没有得出素食的结论,但这不妨碍将“仁”推广到动物。孟子强调作为人的特点的“恻隐之心”也完全可以应用于动物,这种恻隐之心是人固有的,来自善的人类本性。因此吸取了某些佛教思想的宋明理学代表如张载将“仁”推广到宇宙,“民吾同胞,物吾与焉”(《西铭》),程颢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另外,人类与动物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所遵循的规律上都是相同的,这也可构成将”仁“推广到动物的根据。因而儒家提供了论证动物有内在价值和人类对动物有直接义务的思想来源。(参见钱穆:《中国思想史》,第107-113页。)  道义论论据:道义论的伦理学理论是根据规定义务的伦理原则来评判人类行动的是非曲直。从科学上说,动物是人的近亲。这可以构成一个道义论论据:人有义务平等对待他的近亲。另一种道义论论据基于权利观,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对动物有直接义务,动物具有直接的道德意义。人类行动的对错不决定于后果如何,而是决定于是否恰当地尊重地对待个体,包括非人动物。权利观点的基本原则尊重原则在精神上是康德主义的:个体具有内在价值,是目的本身。哪些非人动物具有这类价值?标准是它们是否是生活的主体,有无充分的心理能力(欲望、记忆、有意向行动、情感等)。那么,至少高等动物是具有心理能力的生活主体,因而它们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对它们有直接义务。  后果论论据:后果论的伦理学理论根据行动的后果来评判人类行动的是非曲直。后果论最重要的代表是效用主义(前译为“功利主义”),其主要代表是边沁和密尔(前译为“穆勒”)。他们主张用行动带来的效用来评判行动。行动带来的正效用是快乐(pleasure)或幸福(happiness),负效用是痛苦(suffering)或不幸(unhappiness)。动物能够感受疼痛或痛苦。边沁在英国许多领地黑人受到像我们对待非人动物一样对待时说:“终有一天,其他动物可获得它们的权利。问题不是它们能否推理?也不是它们能否说话?而是它们能否受苦?”受苦能力是拥有权利的本质特征。受苦和/或享乐能力不像语言能力那样只是另一特征,而是拥有权利、利益的前提,是我们能够谈论权利、利益前必须满足的条件。说“小学生在路上踢一块石头不符合这块石头的利益”,这是无意义的。石头没有利益因为它不能受苦。但一只耗子有不被折磨的利益,因为如果折磨它,它会感到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将一个实体是否具有感知能力(sentience)作为该实体是否拥有利益、权利的唯一可辩护的标准。不能选择其他特征,如智能、理性、肤色作为一个实体是否拥有利益和权利得标准。边沁反对狩猎、钓鱼、引诱动物比赛,密尔参与了英格兰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但他们俩都不反对活体解剖,他们都是毕生的食肉者。(参见参考文献中所列Regan, 1983; Regan & Singer, 1989; Singer 1991的著作。)   以Singer和Regan为代表的不少哲学家主要根据后果论或效用主义来为动物权利和人类对动物的直接义务的主张作伦理辩护的。Singer还认为,效用主义在计算行动的后果时不能只计算人的利益,也应计算非人动物的利益。动物权利的效用主义理论不但清晰而且可操作。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些动物有感知能力呢?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生物神经学问题。生物神经学的发展可以越来越精确地告诉我们哪些动物会感觉疼痛,哪些动物不会感觉疼痛。然而如果立足于效用主义理论,似乎仅拥有感知能力的动物才是权利主体,不具有感知能力的动物以及植物不能作为权利主体。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个理论不彻底。例如它不能论证植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具有内在价值。我曾经批评过将环境作为资源对待的思想(“脱离人类中心论--关于环境的伦理”)。这种环境“资源”论就是将环境看作仅有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的实体。而我认为自然或环境是“源泉”(sources),创造万物的母亲,不仅仅是为人们利用的“资源” (resources)。因此它有内在价值,我们对它有直接义务。但效用主义理论不足以为这种主张辩护。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弥补这种缺陷。  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  深层生态学主要代表Naess指出,康德理论和动物权利哲学都承认个体的非工具价值,它们两者和效用主义都主张有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和不偏不倚的基本道德原则。他认为这种伦理学的进路过于陈旧。深层生态学代表认为来自西方哲学人类中心论传统的孤立的、原子的个体概念是错误的,事实是一切生命植根于更大的生命共同体。人们本身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处于将他们与进化的过去和生态的现在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网络中。换言之,人类并不在自然“之上”或“以外”,而在自然“之内”。自然世界并不作为人类再生资源的仓库“为我们”而存在。我们与自然环境不能分离,在自然秩序之外孤立存在的个体观给人类带来并继续带来无法计算的损失。深层生态学家强烈反对工厂式的畜牧和动物模型研究,而对体育和娱乐狩猎则不但认为没有错,而且鼓励,因为在追求他们的猎物时,猎人们利用自然手段,借助杀戮行动,将人与自然世界更密切联系起来。这一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不仅是女性。她们认为准许基于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会准许基于种族、阶级和体力的压迫;超越我们物种界限以外,同样的意识形态准许对自然和非人动物的压迫。她们同样向离开世界而存在的孤立个体的神话发起挑战,肯定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她们也反对传统道德理论追求抽象、普遍、不偏不倚的基本原则。深层生态学家认为道德理论出偏差的真正原因是人类中心论,而生态女性主义说真正原因是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 male-centeredness)。女性主义认为狩猎是父权制的残余----男人需要统治和征服。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西方道德理论的基础本身有问题。个人权利思想是父权制思想的症状,植根于孤立个体的男性神话。当我们不是强调权利,而是关怀那些压迫的受害者时,我们就会对他们承担责任:既在人类家庭内(妇女、孩子),又在人类家庭之外(包括动物)承担责任。女性主义对待动物的伦理学的基础来自妇女关怀和关爱的关系文化。我们不应该杀害、吃、虐待和剥削动物,因为我们不想被如此对待。如果我们倾听,我们可听到它们的声音。(Josephine Donovan:“动物权利和女性主义理论”,载Gaar et al., 1991)。        尽管这些伦理学理论都有缺陷,但动物可以成为权利主体,我们人类对它们具有直接义务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  
三、动物解放论证动物拥有权利的必然推断是:我们面临解放动物的历史任务。之所以有权利问题,就因为有人或有动物受到压迫、剥削、虐待。而我们的现实是虐待或残杀动物的现象比比皆是。  解放动物就要反对物种主义。正如Singer指出,人类大多数人是物种主义(speciesism)者。物种主义三种表现:动物实验、食用动物及哲学家的错误论证。大多数哲学家试图将人人平等与人、动物不平等的信念调和起来。例如哲学家William Frankena在“The Concept of Social Justice”中说,“所有人应该平等对待,不是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是平等的,而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是人因为他们有情感和欲望,能够思维,从而能够享有其他动物不能享有的美好生活。”但其他动物也有情感和欲望,能够享有美好生活,而猿、海豚和狗的行为表明它们能够思维。虐待动物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如动物园对动物的不善待、活体取动物体液作为药物(熊胆)、枪杀动物取毛皮(藏羚羊)、遗弃家养动物等。反对物种主义要从哲学家做起。  动物解放的策略  动物解放问题上有三派:维持现状派、立即废除派和逐步改革派。维持现状派认为,谈论动物权利虽然可以,但目前条件太差,阻力太大,因此以维持现状为好。这一理由不能成立。这个理由如果能够成立,就会取消任何维权解放运动。因为阻力太大,以维持目前社会性别地位现状为好;因为阻力太大,以维持目前国际不公正经济秩序为好;因为阻力太大,以维持目前消费者所处的弱势地位为好,如此等等。因此,在动物解放问题上我们不能维持现状。  立即废除派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因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将物种主义、虐待动物的行为宣布非法,加以“严打”。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例如动物实验,已经形成的研究体制,不可能立即予以取消。食用动物也是如此,马上宣布吃肉为非法,不可能为千千万万公众接受,这样做也会造成很大伤害。动物解放将是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会增加动物解放的阻力,于事无补。  逐步改革派认为,在解放动物的问题上,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坚持不懈,稳步前进。首先应该相信,虽然现在大多数人是物种主义者,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和教育的普及,相信他们会逐步提高认识,改变态度的。关键是一方面要加强教育。这要从娃娃开始,进行善待动物的教育,这种教育不应间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清华大学学生用硫酸烧伤熊的案例,说明对大学生进行这类教育的迫切性。尤其要教育有关的人员,使他们自己起来维护动物权利。例如在上海等地方,科研人员已经注意实验动物的福利,并为它们立碑纪念它们为科研作出的贡献。在不可能马上取消肉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改进屠宰方法,使动物减少痛苦。在已有大量家畜可供食用的条件下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和人类的朋友如狗、猫、马等。有些动物园也在改善动物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在适当时机通过条例和法律,禁止对动物的虐待。现在濒危野生动物已有法律保护,但仍需加大打击违法的力度。但对并非濒危动物,也应有明文禁止虐待、遗弃。在这项工作中发挥民间组织作用非常重要。此次在南非举行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上,我国有41个民间组织参加活动,引起世人瞩目。我们也应继续参与国际上保护环境、维护动物权利的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反对双重标准。前几年,美国等攻击我们杀死老虎制造虎骨酒,用犀牛角和海豹鞭做药物促进对这两种动物的危害,当然我们应禁止此类行为,但他们对为了娱乐而杀戮公牛的行为却只字不提。只有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工作,才能逐步使整个社会认识到解放动物的必要,从而采取自觉行动维护动物权利。虽然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种人与动物平等相处,我们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宏观情景,但我们为之奋斗的这一事业仍然是伟大而壮丽的。